为什么“用人唯贤”的结果还是“用人唯亲”?

为什么“用人唯贤”的结果还是“用人唯亲”?

在网上看到秋风作的《有人担责比任命程序更重要》,标注日期是1018。若以征稿和审稿及编辑发行来算,成文当在1015之前。之所以提及这个日子,是因为这天公布霍维茨(hurwicz)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霍维茨获奖的理由是他用数学模型解释了经济现象的原理。但霍维茨的贡献不仅于经济学,他还将其模型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,诸如管理学、政治学、行为学等等。这并不是宗奇怪的事情,因为1992年获诺奖的经济学大师贝克(becker)解释自己贡献时说道,但凡有功利选择的事情,都可以用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,而且也正是因为其精妙的解释,贝克才获得了那年的诺贝尔奖。

霍维茨有一篇比较著名的随笔,标题是《谁来防范卫士?》(《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?》)。在这里,“卫士”泛指掌握权力的官员,随笔的本意也就是如何能监督官员的问题。其实,监督权力不仅权力日常作为的考核,也必然涉及官员的遴选与淘汰,而且控制权力的根本就是权力者的遴选与淘汰。所以,秋风的这篇文作颇有逢时的巧合,当然也就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。我无能驾驭霍维茨繁缛的数学模型,所以还是中规中矩地用语言叙述来得得体。

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?”是霍维茨的随笔,但命题却出自juvenaljuvenal是专事讽刺的古罗马文人,他的名字在中文被称作尤维纳利斯。但命题出处并非关乎政治,而说的是,若将女子的贞节交由卫士保护的话,那谁又能来防范卫士呢?这样,“who will guard the guards themselves?”这个脍炙人口的警句,着实乖谬了两千来年的历史。

分明要注意命题的条件。通常说来,最高权力者都要求官员们道德谨慎,并做就一套制度设计,使得官员从履行职责获得报酬而不得从滥用权力来寻求好处。但是否滥用了权力是不可预测的,且只可能从滥权后的结果中察觉。而实际上,往往未必能察觉滥权与否,也更难断定究竟是过错性失职还是故意获取好处。这样,查处滥权就至少有两个困难:其一,************的成本高昂;其二,给予公正的处理,查处过程的公正与判罚的过程公正。这样,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委员会来担当权力监督的责任。

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委员会查处官员滥权的本意是实现公正,而这个公正是最高权力核心保证自身稳定与持续运行的基本条件。若证据不足或者过程不公,则会在体系内致成非议,所以督察规则就不得不细密化,以便对监督者实现精密的控制。官员体系本来就是国家的监护人,为了监护这些监护人还要设立监护人的监护体系,然后再为了监护这些监护人的监护人,再设立精密的监护制度……。霍维茨借用了“无止无休的回归”(infinite regress)来表述这个可能的现象。

实现对监督者的精密控制,霍维茨察觉到并不一定需要再建立一套体系,而是将最终裁决权保持在最高权力核心以规避“无止无休的回归”。这样又触发了另一个有意思的事理,那就是:如果最高权力是由核心间相互制衡决定,那么最终裁决的结果将是制衡机制的产物,而不一定是制度中规定性的裁决。在这里,是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所设定的规则起到效力,这就是霍维茨“机制设计理论”给出的最精彩的一节。

所谓监护制度以及制度越来越细密化的现象,是权力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。最高权力核心内权力制衡能力越弱,外在的监护制度越粗放;反之则越发精细。奖掖,本质上与处罚是张力相同而反方向的制度设计,这样,最高权力核心内制衡能力越弱,用人越体现为“为亲”,而制衡能力越强,则在制度上表现为“用人唯贤”,也就是说,在核心层制衡有效的状态下,复合结构的监控是常见趋势。

“用人唯贤”,以制度保证来实现的话,必然要将程序和规则设计得愈加繁缛。选择贤者的本意就是剔除不贤者,其结果可能是所有目力可及的候选人都有瑕疵,这样,在核心权力内的制衡就必然表现出更大效力。直白地说,制度设计上的“用人唯贤”仅仅是表象,而操控整个运作体系的机制设计,其本质达到的结果恰恰还是“用人唯亲”。这样,我们可以清楚看到,以选拔最优秀为目的的制度设计,其结果并非如此,这是因为最高权力核心内的信赖与妥协的制衡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。

霍维茨“机制设计理论”将“制度设计”与“机制设计”分明分开。在不改变体系本质的机械性能条件下,任何以“制度设计”来改善体系效果的企望,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,而且还会将体制的运行细密化和繁缛化。霍维茨继续判断到,体制的细密化和繁缛化的无止无休回归并不能解决权力******,这是因为权力******本身就是无限循环的,也正是因为权力******的无限循环,在使得权力监察细密化和繁缛化要无止无休循环下去。

霍维茨相信,只有阻断体系的机制(mechanism)才能最终破解“谁来防范卫士” 尤维纳利斯的这个警句。而早于尤维纳利斯500年左右帕拉图也提出过类似的命题,关于如何防范城邦统治者酩酊不堪呢?苏格拉底的答复是,担心卫士酗酒是宗荒谬的事情,卫士一定是世界上那个最后开怀畅饮并找不到北的人。苏格拉底的意思是,城邦安危只能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谨慎或者自束上。在这个问题上,帕拉图和苏格拉底持有乐观,而尤维纳利斯以命题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质疑。

在《有人担责比任命程序更重要》中,秋风判断,比精密的遴选制度,责任追究制才是本质和有效解决权力******的手段。秋风是古典自由主义爱好者,而霍维茨也是。这样也就不大好廓清秋风的说法与霍维茨的“机制设计理论”有否关联。当然,秋风并没有明确指出“责任制”究竟是规范性“制度”还是本能性的“机制”,但外在干预的“问责制”的确不同于条文化的“责任制”,前者带有改变权力机械性能的效力,而后者则不是,调侃说来,条文化的“责任制”不过是既有体系增加了一套自控系统,是汽车的还是汽车,是拖拉机的还是拖拉机。但秋风的分析并未能判断到“用人唯贤”不过是“用人唯亲”的机制策略而已,看似泾渭分明的选择,逻辑上最终归为同一,而且迄今所见到的所有事实都可以用作证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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