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“用人唯贤”的结果还是“用人唯亲”？
在网上看到秋风作的《有人担责比任命程序更重要》，标注日期是10月18日。若以征稿和审稿及编辑发行来算，成文当在10月15日之前。之所以提及这个日子，是因为这天公布霍维茨（hurwicz）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霍维茨获奖的理由是他用数学模型解释了经济现象的原理。但霍维茨的贡献不仅于经济学，他还将其模型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，诸如管理学、政治学、行为学等等。这并不是宗奇怪的事情，因为1992年获诺奖的经济学大师贝克（becker）解释自己贡献时说道，但凡有功利选择的事情，都可以用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，而且也正是因为其精妙的解释，贝克才获得了那年的诺贝尔奖。
霍维茨有一篇比较著名的随笔，标题是《谁来防范卫士？》（《but 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?》）。在这里，“卫士”泛指掌握权力的官员，随笔的本意也就是如何能监督官员的问题。其实，监督权力不仅权力日常作为的考核，也必然涉及官员的遴选与淘汰，而且控制权力的根本就是权力者的遴选与淘汰。所以，秋风的这篇文作颇有逢时的巧合，当然也就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。我无能驾驭霍维茨繁缛的数学模型，所以还是中规中矩地用语言叙述来得得体。
“who will guard the guardians?”是霍维茨的随笔，但命题却出自juvenal。juvenal是专事讽刺的古罗马文人，他的名字在中文被称作尤维纳利斯。但命题出处并非关乎政治，而说的是，若将女子的贞节交由卫士保护的话，那谁又能来防范卫士呢？这样，”who will guard the guards themselves?”这个脍炙人口的警句，着实乖谬了两千来年的历史。
分明要注意命题的条件。通常说来，最高权力者都要求官员们道德谨慎，并做就一套制度设计，使得官员从履行职责获得报酬而不得从滥用权力来寻求好处。但是否滥用了权力是不可预测的，且只可能从滥权后的结果中察觉。而实际上，往往未必能察觉滥权与否，也更难断定究竟是过错性失职还是故意获取好处。这样，查处滥权就至少有两个困难：其一，调查取证的成本高昂；其二，给予公正的处理，查处过程的公正与判罚的过程公正。这样，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委员会来担当权力监督的责任。
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委员会查处官员滥权的本意是实现公正，而这个公正是最高权力核心保证自身稳定与持续运行的基本条件。若证据不足或者过程不公，则会在体系内致成非议，所以督察规则就不得不细密化，以便对监督者实现精密的控制。官员体系本来就是国家的监护人，为了监护这些监护人还要设立监护人的监护体系，然后再为了监护这些监护人的监护人，再设立精密的监护制度……。霍维茨借用了“无止无休的回归”（infinite regress）来表述这个可能的现象。
实现对监督者的精密控制，霍维茨察觉到并不一定需要再建立一套体系，而是将最终裁决权保持在最高权力核心以规避“无止无休的回归”。这样又触发了另一个有意思的事理，那就是：如果最高权力是由核心间相互制衡决定，那么最终裁决的结果将是制衡机制的产物，而不一定是制度中规定性的裁决。在这里，是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所设定的规则起到效力，这就是霍维茨“机制设计理论”给出的最精彩的一节。
所谓监护制度以及制度越来越细密化的现象，是权力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。最高权力核心内权力制衡能力越弱，外在的监护制度越粗放；反之则越发精细。奖掖，本质上与处罚是张力相同而反方向的制度设计，这样，最高权力核心内制衡能力越弱，用人越体现为“为亲”，而制衡能力越强，则在制度上表现为“用人唯贤”，也就是说，在核心层制衡有效的状态下，复合结构的监控是常见趋势。
“用人唯贤”，以制度保证来实现的话，必然要将程序和规则设计得愈加繁缛。选择贤者的本意就是剔除不贤者，其结果可能是所有目力可及的候选人都有瑕疵，这样，在核心权力内的制衡就必然表现出更大效力。直白地说，制度设计上的“用人唯贤”仅仅是表象，而操控整个运作体系的机制设计，其本质达到的结果恰恰还是“用人唯亲”。这样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以选拔最优秀为目的的制度设计，其结果并非如此，这是因为最高权力核心内的信赖与妥协的制衡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。
霍维茨“机制设计理论”将“制度设计”与“机制设计”分明分开。在不改变体系本质的机械性能条件下，任何以“制度设计”来改善体系效果的企望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，而且还会将体制的运行细密化和繁缛化。霍维茨继续判断到，体制的细密化和繁缛化的无止无休回归并不能解决权力腐败，这是因为权力腐败本身就是无限循环的，也正是因为权力腐败的无限循环，在使得权力监察细密化和繁缛化要无止无休循环下去。
霍维茨相信，只有阻断体系的机制（mechanism）才能最终破解“谁来防范卫士” 尤维纳利斯的这个警句。而早于尤维纳利斯500年左右帕拉图也提出过类似的命题，关于如何防范城邦统治者酩酊不堪呢？苏格拉底的答复是，担心卫士酗酒是宗荒谬的事情，卫士一定是世界上那个最后开怀畅饮并找不到北的人。苏格拉底的意思是，城邦安危只能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谨慎或者自束上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帕拉图和苏格拉底持有乐观，而尤维纳利斯以命题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质疑。
在《有人担责比任命程序更重要》中，秋风判断，比精密的遴选制度，责任追究制才是本质和有效解决权力腐败的手段。秋风是古典自由主义爱好者，而霍维茨也是。这样也就不大好廓清秋风的说法与霍维茨的“机制设计理论”有否关联。当然，秋风并没有明确指出“责任制”究竟是规范性“制度”还是本能性的“机制”，但外在干预的“问责制”的确不同于条文化的“责任制”，前者带有改变权力机械性能的效力，而后者则不是，调侃说来，条文化的“责任制”不过是既有体系增加了一套自控系统，是汽车的还是汽车，是拖拉机的还是拖拉机。但秋风的分析并未能判断到“用人唯贤”不过是“用人唯亲”的机制策略而已，看似泾渭分明的选择，逻辑上最终归为同一，而且迄今所见到的所有事实都可以用作证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