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孔子原是私生子！”前天下午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维铮抛出一个“炸弹”：孔子是私生子。“这点我以前就说过，也被很多人骂，但这是司马迁说的。说孔子是私生子，并不是对孔子的侮辱，只是根据可以获知的史料讲了一个事实”。（12月19日《新快报》）
夏余才先生认为《史记》中说孔子“野合”而生并非指的是“私生子”。夏余才先生说，根据司马贞“索隐”的说法和张守节“正义”的进一步推断，叔梁纥与颜徵在结婚时已年过六十四岁。婚姻过此者，皆为野合。“由此我们可知，《史记》上的‘野合’，是指‘老夫少妻’而生子，有些不合当时的礼仪。” （夏余才《司马迁说过“孔子原是私生子”？》，红网红辣椒评论12月20日）
但是，我认为夏余才先生不懂历史，其解释并不符合春秋时期的“民俗”，并非年龄大而结婚称作“野合”。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老夫得少妻称作“野合”的说法，按照夏余才先生的说法，杨振宁教授与翁帆女士的结婚岂不可称作“野合”？
“野合”是“野蛮”民族一大“民俗”，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，它日渐限制在特定的节日里举行，譬如上古的社祭。
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记载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”孔子在世从未因为“野合”而生受到社会歧视或非难，可见，孔子父亲与颜氏女的“野合”符合“周礼”。
《周礼•地官•媒氏》记载：“以仲春之月，会合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不用令者，罚之。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在仲春之月的社祭或社会上，男女自由性交是合乎“周礼”的，凡是未婚的男女都必须参加这种活动。
先秦文献对社台用作男女交媾许多记载。《楚辞•天问》：“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四方。焉得彼涂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。”“台桑”即桑台，为协韵，特别颠倒句序。此句讲大禹与涂山女野合于“台桑”。
民间举行的集体自由交媾的“社祭”，民众蜂拥而来，人山人海，场面十分热闹，有参与交媾的，有旁观的，《老子》：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台。”“享太牢”是吃牛、猪、羊肉，“登春台”是男女自由性交。
“家属”的“属”字，原是“交媾”的意思。《墨子•明鬼》说，社或桑林之地，是男女集体交媾的地方，“燕之有驰祖，当齐之社稷，宋之桑林，楚之云梦也，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。”桑林之地，进行生殖崇拜之所，是古人求雨、求子的地方。而在《诗经》中，对男女幽会及性交祭祀，有许多记载。
集体交媾祭祀可谓全民参加，极具有吸引力，连王公贵族也从遥远的地方跑来参加参与。不过，有人批评诸侯王不应该参与这种民间祭祀，与民同乐不合乎“礼”。《左传•庄公二十三年》说：“公如齐观社，非礼也。”《谷梁传》解释说，非礼的原因就是去参加了集体交媾祭祀，“以是为尸女也。”所谓“尸女”，即女人呈裸体，献身生殖神，可与任何人进行性交祭祀。
据《左传•隐公五年》记载，隐公五年的春天，隐公去“棠社”参加集体交媾祭祀，僖伯认为不合礼制，声称身患重病拒绝同行。史官采用比喻的形式记载说，隐公“棠社”用箭射“鱼”，讥讽此事极不合礼制，还跑那么远的路程，“五年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……遂往，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行。书曰：‘公矢鱼于棠。’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”
在社台，男女可以裸体奔走追逐，之后进行野合。《楚辞•天问》：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，爰出子文？”此事也见《左传•宣公四年》。
秦汉之后，我们似乎很少再见到集体交媾的祭祀的文献记载了。然而在民间，集体交媾从来没有中断过，并不因为文献没有记载它就消逝了。陕西临潼的人祖庙，每年三月三庙会，不育的妇女祭拜女神之后，夜间在林中与野男人交媾。第二日清晨低头不语回家，得子之后再来谢神。据说全国不少地方还有这种风俗，譬如山西的霍州。
我们无法臆测孔子父亲当年是如何参与这种社祭，但是，孔子父亲“野合”一事，绝对并非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史记正义》所解释的梁叔纥年过六十四岁娶妾。在未举行“正式婚礼”的情况下，“野合”生子，当然是“私生子”了。
在学术研究中，任何一个观点与结论必须要有确凿的铁证，以事实与证据说话。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说：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。”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，没有证据就不能说话。“孤证不立”，必须有多个证据能证明某一观点，如果有一个反证就不能成立。此外，还必须强调证据是否“合法”、“合理”，或然性的证据无法证明“必然性”。以今证古、以古证今，都是不严谨的、不科学的方法。人民网
就夏余才先生的考证来说，属“以今证古”。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义《史记正义》的解释无法作为解释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证据。
因此，朱维铮的说法是成立的，有历史根据的，而夏余才先生的批评纯属对历史的无知。
20日凌晨2点于船山讲舍
